美國佐治亞洲的一家服裝技術公司即將推出“機器人裁縫”。據稱這項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技術革新，能徹底改變“美國制造”的命運它的成本更低，從而可以打敗“中國制造”。美國由此可以扭轉每年用1000億美元逆差從中國、越南等地進口服裝的尷尬。

由電腦控制的自動縫紉機可以替代人工，“一針一線”縫制設計好的衣服，生產線上將看不到人。這代表了金融危機后美國“再工業化”的主要方向。有人稱之為“自動化革命”，或“機器人革命”。

這家服裝公司創始人史蒂夫說，“自動化機器能讓手機、電腦和電視的生產重返美國”。

《華盛頓郵報》評論說，機器人發展目前已進入多方面應用的階段，包括運用在醫療手術和制造業，“由于機器人不用睡覺、休假、分心，也不會要求加薪，最終機器人將會比人力勞動成本便宜”。

他們進而預測，由人工智能、機器人和數字化制造促成的這場新型產業革命，讓美國企業可以就地設立店家，創造各種產品，“美國的機器人不久就可以直接和中國勞工競爭”。

對于本來就陷入工資成本上升、原料價格上漲、出口訂單萎縮的“低利潤陷阱”的中國企業而言，這不是個好消息。人與人競爭，可以依靠吃苦耐勞、少掙多干，可人與機器競爭，這些優勢恐怕就不復存在了。

有人提出疑問：機器人會殺死中國制造嗎?

圍堵“中國制造”

用“機器人”打敗“人”，是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方法之一。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奧巴馬總統以及許多美國企業家，都在呼吁要“重新回歸制造業”，并宣稱未來20年將通過發展高端制造業，重構全球制造業競爭格局。

美國由“去工業化”到“再工業化”的轉變，絕不是簡單回歸“美國制造”，而是為了搶占新一輪科技和產業競爭制高點。

經過金融危機后的反思，美國人已經認識到長期“外包”政策，導致國內產業空心化，造成諸多社會弊病。上海社科院研究員楊建文認為，發達國家終于搞明白了，高新技術和金融雖然能賺錢，但提供的就業崗位有限，而且門檻較高，因此廣大的社會中下層難以從經濟發展中獲益，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失業率高，引發激烈的社會矛盾與動蕩。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外包”的全球化分工，也逐漸顯露弊端。長期依靠廉價勞動力生產雖然造就了“世界工廠”，但低工資運行的模式越來越走不下去了，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凸顯。

“外包”模式同時激化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內部矛盾，提高收入成為各國民眾的共同訴求。但是，受制于人力成本的限制，發達國家顯然不可能重新拿回那些“低利潤環節的制造業”，他們必須繼續“向高端進軍”，通過顛覆性的技術革新，把那些流失的傳統制造業“搶回來”。

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是通過搶占國際市場來實現的，通過政治、經濟、外交、軍事、貿易手段綜合運用，打組合拳，重心是攻市場占有額，從而帶動國內廠商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再帶動就業率提高，社會矛盾減緩。

受歐債危機影響，歐盟區成員國在緊迫形勢下就“再工業化”也正在達成一致。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塔加尼最近說，歐洲正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要把這次危機轉化成機遇，就必須重振歐洲工業，因為工業是實體經濟的主要貢獻者。

歐盟委員會由此提出“新工業革命”理念，強調技術創新、結構改革，改變碳氫化合物為主的能源結構，更有效和可持續地利用資源，同時大力推進新的生產方式包括機器人、數字技術、先進材料、可循環能源等新興產業。

“這將對中國制造轉型升級形成圍堵之勢。”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在此前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歐美等國正在借“再工業化”重新搭起貿易壁壘，并且通過碳稅、勞工標準、社會責任等規則，重奪國際產業競爭主導權。

他認為，前有發達國家搶占高端制造業，后有新興國家承接中低端制造業轉移，“中國制造”長期依賴的低成本的比較優勢逐步削弱，新的競爭優勢卻尚未形成。

據統計，以制造業人員平均工資為例，目前越南大約是每月1000元人民幣，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國東部沿海已經達到2500元至3000元。典型案例是，中國一度是耐克品牌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產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過中國成為耐克最大生產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