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全球供應鏈效率和安全問題的一些思考
發布時間：2023-12-25 作者：www.xstr.xyz
在新的地緣政治條件下，全球供應鏈問題的出現給我國處理好效率和安全對立統一問題增加了一個全新的維度…我國有必要對產業體系的現狀進行國家評估，確認薄弱環節，從產業和產品多個層面進行調整。”在為《供應鏈攻防戰：從企業到國家的實力之爭》一書所作推薦序中，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這樣說道。
這本書的作者是北京聯訊動力咨詢公司總經理、上海交通大學中國質量發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天津大學兼職教授林雪萍。作者從全球制造業的變化切入，結合國際政治和疫情后的新局勢，援引大量供應鏈企業的案例，分析了供應鏈發生的深刻變化，并深度解讀了當今時代格局下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競爭中的角色，對未來發展做出推演與展望。
余永定表示，對于處理好效率和安全的對立統一，現在學術界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提出更多、更明確、更具體的政策建議。這種建議必須也只能建立在對全球供應鏈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而《供應鏈攻防戰》一書為填補上述空白做出了非常有益的貢獻。
本書基于實地調查研究提出：“中國制造業所發生的遷移與流失，并不直接對應美國‘再工業化’的雄心。中國供應鏈所要面對的，是‘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的爭搶。”
對于供應鏈向越南和印度的轉移，本書有關供應鏈和城市化的關系的觀點富有啟發性：“供應鏈的壯大，會讓一個城市不斷地發展。它會不斷催生、裂變出新的就業，從而讓本地制造枝繁葉茂。”“企業通過供應鏈所獲得的倍增效益，才是一個城市值得珍惜的寶藏。”
本書認為，對于一個國家來說，重要的不僅僅是產品，更重要的是制造產品的能力。這種能力可以改變制造流程，也可以讓有效的供應鏈指向不同的生產方向。強大的制造能力保證了產業體系的適宜性和靈活性，是平衡產業體系完整性和效率之間矛盾的關鍵所在。
本文為中信出版社圖書《供應鏈攻防戰：從企業到國家的實力之爭》推薦序，由出版方授權轉載。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機構立場。
推薦序
文 | 余永定
“如何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另一方面維護國家安全、保護國家發展能力”，這是自1791年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發表著名的《制造業問題報告》以來，經濟學家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
從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分工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在工業化社會，分工首先是在民族國家的范圍內實行，然后才開始跨越國界，在世界范圍內擴展，形成國際分工體系。
在亞當·斯密看來，所謂分工，就是指勞動過程被分為不同階段，由不同的一個人或一組人在不同階段完成不同的任務。分工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分工首先是家庭、作坊和工廠內的分工。與此同時，也存在社會和產業層面的分工，如農業、牧業和手工業的分工。
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紡織業的狂飆突進導致一系列新產業的誕生。英國最終建立了一個包括農業（比重下降）、輕工業和重工業的完整工業體系。對外貿易主要是進口糧食、原材料和出口制成品。
在當時，已經出現了是按比較利益進行國際分工、建立超越國界的產業體系，還是在民族國家范圍內建立相對完整的產業體系的爭論。
1791年漢密爾頓在《制造業問題報告》中提出：“一些國家在其經營多年且日臻完善的產業上所擁有的優勢，對于那些試圖把這一產業引進本國的國家來說，是難以逾越的障礙。同一產業，在一國是新生產業，在另一國是成熟產業，希望二者在質量和價格相同條件下進行競爭，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可行的。”
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主張對本國新興產業采取有選擇的適當保護措施。為什么即便眼下沒有競爭優勢，也一定要發展某個產業呢？李斯特認為，英國和美國執行的是“踢掉梯子”的政策，不讓后來者登頂。因而，應該通過關稅等措施保護那些將來有機會形成比較優勢的產業，使它們自己最終也能成功登頂。更重要的是，李斯特認為，伴隨分工的應該是民族團結感（a sense of national unity）、獨立和共同目標以及生產性力量（productive forces）之間的合作。
可見，對于所有民族國家特別是大國來說，按比較利益（包括動態比較利益）參與國際分工并不是無條件的。參與國際分工應與建立完整產業體系的努力相協調。
足夠完整的產業體系意味著：第一，發展能力。即便貿易伙伴“踢掉梯子”，依然能夠登頂。例如，如果沒有鋼鐵、機器制造和某些高科技產業，一個大國就可能會永遠失去進入先進國家行列的機會。第二，國家安全，這里的安全應該包括糧食、能源和國防。
中國參與國際分工，有兩種基本途徑。其一，大體依照“雁行”模式，實現紡織、鋼鐵和重化工業的產業升級和轉移。這種分工是不同國家產業間的分工。而在升級的產業中，則實行垂直分工。例如，在紡織行業中，從棉花生產到最終用于消費的紡織品，每個生產環節的產品都可以在國內生產。其二，加入全球供應鏈（價值鏈）。
全球供應鏈是產品生產過程被分割成分布在全球不同地點的眾多小階段所形成的。由于技術進步、貿易自由化等原因，發達國家的產品生產過程出現被分割成越來越多小階段的趨勢。
例如，當一定的技術條件（如產品的輕型化、小型化、高價值化、標準化、穩定性和獨立性等）和制度條件（低關稅或零關稅等）得到滿足之后，把處于不同生產階段的電子產品階段分散到不同國家，可以顯著降低生產的總成本。
當然，這種分散化和碎片化不是市場的自發行為，全球供應鏈的主導者和組織者——巨型跨國公司——把不同的生產環節外包出去，以實現利潤的最大化。
這種形式的分工是亞當·斯密當初所說的產品生產的工廠內分工在國際范圍內的擴展。當今的國際分工體系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混合體：
一種類型是傳統的基于資源稟賦的按產業劃分的國際分工，如澳大利亞和巴西生產鐵礦石，韓國和中國生產紡織和服裝、鋼鐵制品；
另一種分工類型是同一個最終產品按生產的不同階段進行分工。后一類分工構成了全球供應鏈（或產業鏈、價值鏈）。全球供應鏈本身又可以進一步劃分為不同形式，如鏈型（半導體產業鏈）、放射型（飛機制造和汽車制造產業鏈）和混合型（光伏產業鏈）。
中國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必然會對原有的產業體系的完整性造成沖擊。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要“建設具有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我以為，完整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法。完整性意味著安全性。
中國產業體系建設如何處理好效率和安全的對立統一并非新問題。但在新的地緣政治條件下，全球供應鏈問題的出現給效率和安全對立統一問題增加了一個全新的維度。
全球供應鏈是亞當·斯密勞動分工的極致。一方面，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則意味著生產效率和經濟速度的提高，而這種提高必然以安全性的下降為代價；另一方面，片面追求安全性的結果可能是更不安全。閉關自守的完整性會導致什么結果已有前車之鑒，毋庸贅言。
我們擔心安全問題，擔心被“卡脖子”，美國也擔心所謂的“國家安全受到中國威脅”。美國政府的全球供應鏈戰略一直處于調整過程中。特朗普時期高呼的是“脫鉤”（delink），拜登政府則提出“小院高墻”（small yard and high fence）和“不脫鉤”但“去風險”（de-risk）戰略。
中美之間開啟了一場“供應鏈攻防戰”。美國是進攻方，中國是防守方。針對美國的戰略，中國則以“纏抱和備胎”（body-lock and spare wheel）戰略加以反制。
僅有戰略是不夠的。戰略必須體現為政策和可操作的政策措施。例如，2020年12月，美國國會研究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出了美國如何重塑全球價值鏈的設想。
第一，退出中國市場。例如，把某些低價值增值制造業從中國轉移到越南。
第二，分散化和留余量。例如，依賴中國提供中間產品的企業可以執行“中國+1”戰略。分散化和增加供應商會增加成本、降低效益，留余量會造成浪費。但是許多企業經理仍然計劃執行分散化戰略而不是僅僅依賴一個供應商。
第三，區域供應鏈。建立區域供應鏈可以減少全球性沖擊的影響，降低運輸成本，縮短交貨期，利用區域內的各種優惠安排。但區域供應鏈使企業無法在全球范圍內挑選更好的合作伙伴，而且更容易受到區域內沖擊的影響。
第四，囤貨，使企業可以采取無庫存生產（或準時制，JIT），如果不愿意調整現存產業鏈，企業就只能沿供應鏈的各個環節增加存貨，以便為意想不到的沖擊做準備。囤貨當然會增加成本、造成浪費。
第五，縱向生產（vertical production）。增加國內生產，減少外包。這種戰略要求增加在各個環節（制造專業部件、最終組裝、包裝等）的投資。一個公司把所有環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這種戰略成本高昂，會導致企業喪失通過專業化提高效率，通過分散化規避風險的能力。
第六，回遷產業鏈。這種做法將導致企業成本上升，喪失分散風險的能力。2020年4月，日本政府撥款22億美元，鼓勵企業把高價值產業鏈環節遷出中國，回遷日本或遷移到東南亞國家。美國也在談論這個問題。事實上，特朗普政府就頒布過相關政策，鼓勵美國企業回遷美國。
第七，留在原地。許多企業是服務于本地市場的，它們不愿意因遷出而失去當地市場。東道國的本地化政策迫使這些企業在去留之間做出選擇，這種旋轉是困難的。
第八，不變。企業可能選擇直面全球價值鏈風險，而留在國外（不一定是原來的東道國）。這種選擇對于某類企業（如成衣企業）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事實證明，“脫鉤”對美國經濟的損害比特朗普所預料的嚴重得多，脫鉤也比特朗普所預料的困難得多。中國所采取的一系列反脫鉤措施，實則也加大了美國單方面脫鉤的難度。出于商業利益，美國政府會給美國企業足夠的時間，以便對全球價值鏈進行合乎美國利益的重塑，并把重塑成本降到最低。
中美脫鉤可能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這種情況也使我們得到喘息和調整，但沒人知道美國政府在推行脫鉤政策的道路上會走多遠。盡管同中國脫鉤會嚴重損害美國的經濟利益和商業利益，但我們不知道美國政客是否會為實現其地緣政治目標，寧可“殺敵一千，自傷八百”，也要抑制中國的發展。
基于底線思維，我們不得不假設，中國遲早要面臨被美國踢出全球高科技供應鏈（價值鏈）的局面。令人高興的是，華為的Mate 60 Pro、比亞迪的電動車和商飛的C919都說明，“小院高墻”無法遏制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前進步伐。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團隊曾提出，從全球價值鏈重塑的角度看，我們似乎需要處理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對于已經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的高技術行業的產品而言，中國政府應該幫助中國企業盡可能提高在供應鏈內的自主可控度，盡可能留在鏈內，以便為“備胎”的成熟爭取時間。
高科技產業企業必須徹底丟掉幻想，從最基礎、最底層做起，打造立足于國內的完整產業鏈。
第二，有些產品即便不屬于高技術產業，為實現經濟增長、減少地區發展不平衡，中國需要適當縮短這些產品參與全球價值鏈的“長度”，把更多生產環節留在國內，特別是向西部和北部轉移。
第三，中國必須發展以龍頭企業為主導的國內生產網絡。打破地方樊籬，在全國（而不是一省、一地）范圍內，實現重要產品生產的最優分工。
由于全球價值鏈和國內生產網絡并存，一些中國企業寧愿加入全球價值鏈而不愿意或沒有機會加入由中國龍頭企業主導的國內生產網絡。對于這種狀況，政府似乎有必要提供激勵機制或者進行干預。
第四，通過經濟體制、稅收政策、社保體系、公共產品提供等領域的改革培育和擴大國內市場，降低中國產品對海外市場的依賴度。
總之，由于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形勢的變化，有必要對中國產業體系的現狀進行國家評估，確認薄弱環節，從產業和產品多個層面進行調整，實現在經濟效率和產業安全之間的最佳平衡。
就全球供應鏈問題而言，對于如何處理好效率和安全的對立統一，在戰略層面上，中國學界目前已經沒有重大分歧。對學界而言，現在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提出更多、更明確、更具體的政策建議。而這種建議必須也只能建立在對全球供應鏈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
《供應鏈攻防戰》一書為填補上述空白做出了非常有益的貢獻。作者告訴我們，他每年到數十家工廠去實地了解不同的制造形態，逐漸擺脫埋頭查文獻的做法，形成了龐大的社交信息網絡。這些網絡的背后都是多個行業的專家見解。這種注重實地調查研究的精神是十分難能可貴的，閱讀本書也會因此受益匪淺。
確實，《供應鏈攻防戰》為企業家和政策決策者提供了一種“理解供應鏈復雜性的視角”，為決策者制定具體的攻防政策和措施提供了重要的事實依據。《供應鏈攻防戰》提出的許多觀點值得決策者重視。
面對美國的兩種封堵方式：一種是“脫鉤斷鏈”，在小范圍內直接切斷產品和技術上的聯系；另一種是“調虎離山”，逼迫供應鏈轉移出中國大陸。“中國制造需要應對一個新命題，即如何留住那些‘長腿溜走’的跨國企業供應鏈。”
作者指出：“很多人不愿意相信東南亞或者印度對中國制造的替代性，這些地方的種種劣勢被反復提及。然而，跨國企業正在考慮那里，以便躲避危險的地緣政治危機。越南和印度，是中國制造面臨的兩個極為典型的競爭對手。”
國人對印度勞動力的質量從來不敢恭維，但作者告訴我們：“印度欽奈的女工完成手機安裝的接線速度，并不比中國深圳、東莞、昆山的工人慢。值得關注的細節是，很多中國員工在操作切換中會放下鑷子，整理之后再拾起鑷子。而印度女工則會將鑷子夾在無名指和小指中間，無須切換，節省兩個動作。這里年輕女孩的表現跟30多歲的熟練工人相比并不差，動作甚至更快。”
作者還指出：“中國制造業所發生的遷移與流失，并不直接對應美國‘再工業化’的雄心。中國供應鏈所要面對的，是‘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的爭搶。”“越南是亞洲替代體中的重要一員……如今越南的腳步越來越近，從紡織開始，沿著家居、電子逐步向機電領域爬升。值得注意的是，被轉移的訂單仍是中國制造的延伸……在培育越南產業鏈方面，中國廠家其實也是急先鋒。它們在中國積累的經驗，也會逐漸復制到越南和印度。”
作者指出：“‘低端產業’是一種充滿偏見的分類。這是人們不假思索對于‘低技術產業’的描述，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提法，則在對比的意味中加重了人們對于傳統制造的偏見。事實上，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幾乎所有的產品都經受過技術的持續打磨。市場則經過一輪又一輪的洗禮，能夠生存下來的產業和企業，都必然有其獨特性。中國制造的打火機，競爭力是無人能及的。而作為中國三大家電生產基地之一的浙江慈溪市，也是打火機的生產基地。雖然出口總額只有數十億元人民幣，但是小生意背后是高級的組織管理。它不僅需要高精尖的機床，也需要發達的供應鏈組織……低端制造被低估之處就是它擁有巨大的連接力。它的供應鏈體系并不簡單，背后也有高級的組織形態在支撐……深耕細作的供應鏈已經是決定一個產業能否落地生根的關鍵。”
對于供應鏈向越南和印度的轉移，中國政府應該出臺什么政策呢？
作者有關供應鏈和城市化的關系的觀點富有啟發性。作者指出：“供應鏈的壯大，會讓一個城市不斷地發展。它會不斷催生、裂變出新的就業，從而讓本地制造枝繁葉茂。當臺積電前往亞利桑那州興建3納米先進制程工廠的時候，與它同去的就有特種氣體、機械裝備公司。它們帶去了多種知識結構，并在城市里培養多元用工人群。”
“技能多樣性的人群，是一個城市繁榮與創新活力的基礎。供應鏈是財富效益的倍增器。如果只注重經濟收益和財政稅收，就會陷入‘唯稅收論’。一葉障目，會遮住通往財富大門的視野。企業通過供應鏈所獲得的倍增效益，才是一個城市值得珍惜的寶藏。”
作者認為：“中國制造的優勢，經歷過政策優惠和人口紅利的階段，如今呈現了‘供應鏈紅利’的一面，體現在產業的關聯性、互補性和易獲得性。供應鏈相互交叉，就會產生新的變化。老樹根連著老樹根，產生了乘法效應，甚至冪數效應，由此帶來很多新物種。這是由供應鏈網絡相互重疊造成的。”
作者也通過實例說明了產業鏈的脆弱性。供應鏈每個節點無論價值高低，其重要性都不容忽視。例如，1986年“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升空后就發生爆炸，源于橡膠墊圈低溫老化而導致高壓氣體泄露。2022年，比亞迪汽車的銷售實現了巨大突破，秘訣在于它自己生產動力電池和半導體零部件。采用垂直一體化而非供應鏈方式，關鍵零部件不再通過供應商，而是在企業內部實現，對于組織高速生產會更有優勢。
作者指出：對于一個國家來說，重要的不僅僅是產品，更重要的是制造產品的能力。這種能力可以改變制造流程，也可以讓有效的供應鏈指向不同的生產方向。強大的制造能力保證了產業體系的適宜性和靈活性，是平衡產業體系完整性和效率之間矛盾的關鍵所在。
《供應鏈攻防戰》無疑是一部內容十分豐富的關于供應鏈的專著，閱讀此書會使讀者大大增加對供應鏈的復雜性的了解。但是我也希望指出，在如何駕馭豐富的調研材料、將其納入一個邏輯結構更為清晰的理論框架之內并得出有實踐指導意義的結論和政策建議方面，作者還有進一步提高的余地。
圖書內容簡介
供應鏈的話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重要。
20世紀末開始蓬勃發展的全球供應鏈變革，是全球化的關鍵動作。產品以小顆粒度進行拆分，分布到全球生產性價比最高的國家和地區。這些部件重新組裝成型，在全球售賣，大大壓低了產品成本，也大大增加了跨國公司的收益。全球生產能力轉移組合，重新確立了各個國家和地區在全球供應鏈中的角色和地位。今天的供應鏈隨著受益國家對未來設計的沖突，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變化。“脫鉤”“制造業回流”“安全的第二選擇”等話題，正在深入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各大經濟體。
林雪萍先生接觸產業20余年，每年深度走訪數十家企業，覆蓋了供應鏈鏈主與鏈條上不起眼的環節。既有對供應鏈的一線認知，也有全景的思考框架。這本書從全球制造業的變化切入，結合國際政治和疫情后的新局勢，援引大量供應鏈企業的案例，分析供應鏈發生的深刻變化。它深度解讀了當今時代格局下，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競爭中的角色，并對未來發展做出推演與展望。作者在書中創造性地提出了新的觀測模型，以此判斷企業和國家供應鏈的韌性和抗打擊能力。
作者在專業高墻之外，將這套“隱形操作系統”呈現出來。無論是對企業管理者、政策制定者、投資操盤者，還是對大眾讀者而言，這本書的理性、博識和細節，都讓人有豁然開朗之感。